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勤保障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勤保障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大规模暴动，清政府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陷入崩溃。1865年浩罕入侵者阿古柏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其后5年间，他用极残酷的屠杀手段先后平灭了喀什、库车、和田、乌鲁木齐等地暴动者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严酷的军事封建统治。1871年沙俄又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这样，东自哈密，沿巴里坤、奇台向西，直至塔城一线的南部，均落人外国侵略者阿古柏和沙俄军队的占领之下

当时，清政府正忙于***内地的太平军余部、捻军、西南和陕甘回乱，无力西顾。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清政府虽曾从东北、蒙古、甘肃等地调派少量军队进入新疆，但由于兵少饷缺，只能增强一些防守力量，根本谈不上收复失地。

1873年11月，左宗棠军攻克了陕甘回乱的最后重要据点肃州（今酒泉），***了西北回乱。其后，他积极向清政府建议尽快收复新疆。1874年5月发生了日本军队入侵我国台湾的重要事件，引起清政府朝野上下的震惊，加强海防的呼声日渐高涨。

收复新疆（“塞防”）与加强“海防”均须大笔款项，而清政府在战争连年之后，已是十分贫弱，财政支绌，入不敷出。李鸿章等人提出，停止西征，移西征之饷以作海防之用。而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在朝廷重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下，左宗棠所坚持的“塞防”论终于获胜，清政府作出了坚决收复新疆的重要决策。

1874年10月，清朝统治者鉴于新疆形势的需要，命令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在甘肃督办大军入疆兵器、粮饷转运事宜。之后，清廷又于1875年5月3日颁发上谕：“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督办。”

左宗棠说“西事早成痿痹之症，兵疲，饷绌，粮乏，运艰，殊难措手”。因此，他对自己所承担任务的艰巨有充分的认识。左宗棠收复新疆历时一年半，其中实战仅半年多。征途之远，战场之大，兵力之多，条件之差，筹粮之难，取胜之速，均为中国战争史上所少见。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左宗棠的运筹和指挥。

当1862年左宗棠带兵入浙***太平天国时，和当时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外国侵略军多有接触，深深认识到现代武器的威力，他所率领的军队开始购用外国枪炮等武器。进军新疆时，为了加强各军的火力以便与用近代武器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占领军较量，左宗棠也尽可能多地使用洋枪洋炮。因此，军火的消耗为数颇巨。这些军火，起先都从上海向外国采购，其种类有七响后膛枪、七响后膛炮，还有飞轮开花炮和“义耳”炮，在当时，这些都是火力很猛的重炮，其中以德国所制造的为多。

在上海采购的军火，用轮船沿长江运到汉口起岸，在汉口再用木船溯汉水运到襄阳，到了襄阳便分作两路：一路起岸陆运，从樊城经潼关到西安；另一路仍由汉水上去，过老河口，折入丹江，在紫荆关起岸陆运经龙驹寨到西安。沿途高山峻岭，山路崎岖，十分艰难。在与西捻军和西北回乱军作战时，左宗棠所部军队的武器就是经由上述路线运来的。鉴于路遥道险，运费昂贵，所以左宗棠于1869年、1871年先后在西安和兰州创办制造局，就地生产军火。

左宗棠于1871年创设甘肃制造局，其时陕甘兵事快要结束,因此主要是为筹供新疆用兵的需要。在西安省城也曾设立了一个小规模制造局，招募浙江工匠，购备机器，自造军火。后来该局并入甘肃制造局。制造局中的主要产品是洋枪、铜帽（弹壳）引信、子弹、炮弹等，产量很大。但对于开花大炮的炮弹，还不能制造。所造枪炮，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仿造，象德国式的七响后膛枪和后膛进子螺丝大炮。第二类是改造，中国原有一种劈山炮，左宗棠命令改用合膛开花子（炮弹），又把炮架改用鸡脚式。广东制造了一种新的无壳抬枪，左宗堂也命改用合膛开花子，并照洋枪式样安设宝塔嘴（准星），用铜帽子（弹壳），结果都不错。劈山炮本要13人管放1尊，改造后只要5人；无壳抬枪本要3人管放2枝，改造后可以1人管放1枝，仍能准确而致远。第三类是创造，左宗棠命按德国式的后膛炮原理，铸造200多斤重的小型炮，配以炮架车轮，也很合用。

制造子弹用的火药，起先还从海外采购，左宗棠要节省运费，常想自己提炼。1875年，在兰州设立了火药局，所造火药经试验，质优的能够做枪炮弹药之用。

由于左宗棠注重研究军器的购造，因此收复新疆的武器准备非常充分。现在可以考证的：金顺出关时，左宗棠曾配备开花大炮1尊；桂锡桢部出关时，曾配给德国式的后膛开花大炮1尊；张曜部出关时，曾配给带架劈山炮10尊，德国式二号螺丝后膛炮1尊，七响后膛枪30枝，刘锦棠部是主力部队，当然配备最优，除原有枪炮外，出关时，左宗棠曾配给后膛开花大炮2尊，带车架后膛开化小炮4尊，后膛七响枪300支，快响枪80支。后来又向进疆部队拨过洋枪子弹100万粒，大号、二号开花后膛炮2尊，各配炮弹500余枚，七响后膛洋马枪300支，每支配子弹560发，来福前膛洋马枪500支，每支配子弹300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弹15万粒，还拨过田鸡炮数尊，配炮弹500枚。这是当时最新式的炮，射程达数千米。至侯名贵炮队出关时，又管带大炮2尊，车轮小炮4尊，七响马枪300支，每支配子弹560发。

至于阿古柏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有相当多的新式洋枪洋炮。清军克复古牧地后，缴获火药硝磺数千斤；在克复达坂城后，又缴获精利枪炮军械1400多件；在克复南路东四城后，缴获大小炮位一百数十尊；在炮轰达坂城时，击中城中弹药库，引起大爆炸。阿古柏在达板城派有900名骑兵驻扎，配有滑膛枪和2尊大炮（其中1尊是后膛炮）；在吐鲁番派驻有35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20尊炮；在托克逊派驻有40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配有大炮5尊；在库尔勒派有1500人驻守，都装备有相当数量的新式武器。

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清军和阿古柏军队双方都尽量使用新式枪炮。阿古柏的武器多是俄国或英国制造的。在喀什噶尔的新城里阿古柏储藏有大量军需品。据说阿古柏在喀什兵工厂可以仿造西方最新式的枪炮，且产量也相当可观。左宗棠所率入疆清军武器多是德国制造。由此可见清军收复新疆战役，已具有现代战争的规模。不过据左宗棠说：阿古柏的枪弹没有官军的锐利，安集延人（指跟随阿古柏侵入新疆的浩罕人）又不善施放。这说明进疆清军的素质要高于阿古柏侵略军。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北军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更难于筹粮。”因此，左宗棠极为重视战争的物资准备和后勤供应。有人在评论西征迅速成功的原因时说：“出塞凡十二月，而南北城尽复者，馈运饶给之力也。”当为不夸之谈。

出兵新疆的部队是由左宗棠所率的楚军（1860年左遵曾国藩指令在湖南招募的军队，实为湘军之一部）和增调的地方军为主组成的西征军。进军新疆与***陕甘回乱前后衔接，而且入疆参战的清兵也以陕甘用兵的部队为基础，因此，就基本上沿袭了陕甘用兵时的军饷。

西北地方，自来贫乏。且“用兵既久，官私耗竭”，当地无力自筹兵饷。其实，甘肃和新疆的军政费用，就在平时，也要靠江苏、浙江和四川等省接济。可是，这些省份新近都忙于筹办海防，自己的财力也很支绌，对于别省的需要，大多不能按时解送，最多也只能拨送半数。而左宗棠要从陕甘军队中先后调发六、七万人出关，加上裁汰冗兵，应付积欠，采办军火和各种军需物资，举办各种善后，特别是采运粮食的花费，每年实需饷银1000万两以上，约略相当于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在中枢和各省财政都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筹措这么多的经费以供西征之需，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且当时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各省协饷拖欠甚多，“陈欠相因，旋成巨款”。至1873年底止，各省应拨而未拨的积欠协饷已达三千数百万两白银，这就使得左宗棠实收协饷的数额总是远远低于应拨给的820万两的数额。1874年清政府在决定先指拨江苏和浙江等六省的厘金每年统共2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的同时，为保证西征协饷不受影响，还特地声明：这200万两是在西征协饷之外，各省应各解各饷，一并兼顾。可是，福建首先提出，他要先其所急，把西征协饷暂行停解。接着，广东、江苏、浙江也纷纷仿效，要求停解和削减数额。通过对左宗棠的两编奏销折的统计可以得知：1874年收到协饷469万两，1875-1877年三年共收1580万两。可是据左宗棠计算，他所统辖的楚军和甘肃部队“每年共需实饷六百数十万两，外增出关转运出款二百余万两，以每年实到协饷约五百万两，划抵出额八百万两，已不敷实银三百余万两。”并且在左宗棠每年实际收到的500多万两协饷中，福建、广东、江苏、浙江这几个沿海省份就要占到约300万两左右。他们如果不给钱，确实会大大影响收复新疆战役的进行。

在左宗棠之前，受命规复新疆的各支军队都畏敌如虎，“主兵者亦以劳无可言，不敢动辄请饷，致遭诘责”。但由于左宗棠对新疆问题的分析特别精辟透彻，而且对饷事的认识非常充分，所以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进一步作出决定，在财饷上尽力满足西征的急需。1875年（光绪元年）秋，清廷谕令户部迅速筹划，谕令有关省份优先协解西饷。并规定从1876年起，必须解足原定协饷数额的八成以上，否则“即将该藩司（海关）监督照贻误京饷例由该部指名严参明。”1876年3月，清廷准许左宗棠筹借洋款。可是“事多夹杂，久无确音。”直到1877年7月，上海采运局胡雪岩才与汇丰银行商定借款500万两。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由浙海、粤海、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担保，七年归还。同时清廷责令各省关在三个月内提前拨解饷银300万两，户部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再拨给200万两，合成1000万两之数，以济西征急需。上列款项都限三个月悉数解清。后来户部所拨200万两的洋税又从海防经费内提还一移“海防”经费来接济“塞防”了。

左宗棠还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和措施开辟饷源。如通过私交筹饷，特别是他的旧友浙江巡抚杨昌浚解饷最为得力。1874年，在各省都拖欠的情况下，浙江协饷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比1873年多解了37万两。从1867-1878年，杨昌浚和他的后任“共解西征实饷逾千万两，较各省尤多。另外就是举借外债，奏请部款，筹集商款以及在所辖的陕甘等地开办捐输、征榷税厘等。东凑西借，通融挪注，从1874-1877年，先后集饷4200多万两。在左宗棠的多方努力下，曾为人们望而却步的收复新疆用兵所需的军饷问题，终于相当成功地得以解决了。

协饷几乎占收入总数的一半，在军饷入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洋款、商款都是为了填补协饷的缺额而筹借的，最终仍将由协饷划还。这样，协饷实际在总入款中所占的比例接近80%，这充分反映了“以东南之协饷，赡西北之甲兵”的事实。在各类杂项收款中，捐输数额最高，但也仅占3.9%，其它盐、茶、税厘等收入则微不足道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北地区商品经济的相对落后以及连年战乱对西北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部款（户部直接拨款）所占比例超过10%，也不失为一项较重要的收入，但明显逊色于协饷、洋款、商款。这又表明，由于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派系斗争等），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用兵财力上的直接支持，受到了一定限制。

洋款和商款合计超过30%，几乎占总收人的三分之一，也显示了这两笔入款的重要意义。而这些借款完全是由左宗棠自己想方设法筹集的。对于左宗棠借外债打仗，历来有人非议，认为是件不光彩的事。其实，就左宗棠的本意来说，并不愿意向洋人借款，他曾说过：“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洋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但是西征军缺饷严重，各省所调协饷又难以保证，总不能“徒擎空拳，以谈远略”，所以借洋款实属万不得已。左宗棠借外债是为了收复新疆，光复国土，不可与借外债打内战相提并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左宗棠在对待外债问题上，坚持三年还清第一批本息后，再借第二批，同一时期借额不超过500万两，他宁愿利息略高，但期限要短。坚持彼借此还均用实银，拒绝外国人以烂洋（指成色不足的银元）借我、而要我偿还其足数之银的额外剥削，同时可以不受外国人的控制。

筹措如此巨额的饷银，其艰难情状可想而知，因此在支发军饷时，左宗棠总是通盘筹划，精心调度，尽力做到挪缓济急，此缺彼补。他还结合筹兵、筹粮、筹运各种措施撙节军饷，使军饷收支细水长流，留有余地，减轻饷需支绌的困难。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集中精力解决最为繁难的筹粮和筹转运问题。西北地处边陲，人口稀少，又经过多年战乱，许多地方是“有地无人耕种”，尽管哈密、奇台、古城一带有屯田，但产粮不多，就连关外的军粮都难供给，因此出关新疆的军粮必须由内地供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陆路采运既费力又耗财，特别是新疆境内,多是无水草的沙漠地段，险峻的天山又横亘其中，转运的劳费更是惊人。

幸而左宗棠早年就对西北史地有所研究，再加上陕甘用兵的实践，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有更深切的认识，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迅速，机括全系于此。并注意保障后路，大军出关“师行荒徼，既不能因粮于敌，复不能随地征粮，士马苦于长征，求一饱而不得。”为使前线部队“士饱马腾”，确定了“缓进急战”的战略和广储粮草，至少要够三个月的消耗而后方可相机大举的战术，采取各种办法，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出关六、七万大军一年所需用粮食的采运和后勤转运，充分保证战争的供应。

左宗棠考虑到新疆用兵“道远运艰，不能用众”，于是就精简部队，节省开支。1873年4月，西征军集结肃州，进行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一律资遣送回原籍。各部队严禁搞虚报冒领，大刀阔斧地裁并了金顺（乌鲁木齐副都统）所部17营和陕甘部队3万人。经整顿，部队精悍，粮饷节省，战斗力加强，从征各军则计算马步实数，假定：步队每营算勇丁500名，长夫200名，合700名。马队每营算马勇250名，战马250匹，一营马队抵二营步队。每一名勇夫口食，每日净粮一斤十两或每月22.5公斤，每一匹战马马乾，每日料2.5公斤，草6公斤，一路一处地切实计算所需粮数，按此标准裹粮前进，并在发动进攻的前沿基地和后路，各储足够三个月耗的粮食，按此标准组织采运。然后，本着“粮运兼筹”的方针，从了解各地粮食生产状况、价格和运道难易入手，确定粮源和运道，力求更多更快更省地采运到军粮，并使之都能用于实战需要上。

为广筹军粮，采买中按照以自筹为主，以内地筹粮为主，辅以外筹的办法，并分南北两路加紧采购，南路于河西走廊一带，北路于归化设“西征采运总局”

1873年秋后，关内清军开始出关时，军粮主要依靠河西采购。从1873-1875年间总共在河西采购粮食0.7125亿斤（并非全部运出关外），长此下去，河西是承担不了的。所以1875年后就没有采买。

与此同时，广加询访得知：归化、包头至射台、大巴、巴里坤，凡二三十站，中间产粮处甚多，并且有一条商旅往来的捷径可以直达巴里坤，不必绕道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交通相当方便，于是左宗棠决定在这一带大量采买，从1875-1876年，仅一年就买了250万公斤，并在归化设了一个北路采运局，在包头设了一个分局，负责把这批粮食送到巴里坤，这里粮价不高，又有驼可雇，运费比河西便宜得多，很是合算。另外，他又根据建议，在盛产粮食的宁夏地区采买了50多万公斤，经察汗庙、巴尚图素庙等地，和归化、包头粮食取同一路线运到巴里坤。同时，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一带也尽量采买，不过在这里产粮很有限，所以当局势动荡，宁夏、肃州和哈密一带运道阻隔时，还只好从远在4500公里外的张家口采粮，运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转到巴里坤、古城。白面每石货价一两数钱或二两，运费则高达十余两。

左宗棠还利用俄、英在阿古柏问题上的矛盾，向沙俄购买了一批粮食

1875年6月，沙俄游历官素思诺福齐主动提出，俄国在山诺尔（即斋桑淖尔）产粮甚多，“如中国需用粮食，俄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左宗棠因俄粮费用较低，路程近便，交粮及时，即与之订立了购粮250万公斤的合同，粮运运费每百斤银七两五钱，年内交粮100万公斤，余数于第二年春夏交清。到1876年4月，沙俄在古城按约接交了240方公斤粮食。后来，又有一个俄商叫做康密斯克的，向金顺揽办俄粮500万公斤，由西湖（今乌苏县）包送到昌吉，包括运费在内，每石300多斤，也只需银六两。不过后来知道这批粮食还是伊犁所产，从伊犁运出。

巴里坤和古城一带，本是产粮区，可是驻守哈密的清军将领景廉将这块粮区据为己有，不许别人染指。后左宗棠查明巴里坤可买五、六千石，南山可采七、八千石，吉木萨尔一带可采七、八千石，乌鲁木齐北路可买八、九千石。就告诉金顺就地取给，统筹安排。

左宗棠自肃州收复后，就劝导河西各族人民归农，并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兴屯，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西北土瘠水缺，粮价昂贵，而内地运转又耗资巨大，为此他提出“筹边莫要于屯田”，并积极推行屯田。一方面招徕流亡，赈以耕牛、种籽，搞民屯；另一方面于地势险要处实行军屯。左宗棠实行精兵措施，将所属军兵分编为两部分，一作战，一屯垦。同时对屯垦务农者进行资助，其收获论价收购。这样做是“庶简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虚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不但分驻各军可资接济，即调发续进马步沿途采购，毋期裹粮以趋，于兵事反觉顺利”。

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曜所统率的嵩武军到达哈密后，就地“力行屯田”，并从军饷中拨款数万两以供兴屯需用。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1875年即垦辟土地19000多亩，收粮四千数百石。1876年又获得毛粮5160余石，扣去籽种和各项消耗外足够该军吃四、五个月，大大减轻了对后方供应部门的压力。随后，左宗棠将这一套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巴里坤、古城。巴里坤一带，原有屯田，不过受兵事影响而荒废。经左宗棠帮助兴复，粮产旺盛，仅1876年一年即可采用粮食三、四万石，缓减了军粮采运的紧张。于是便把归化、包头、宁夏一路的采运停止了。

用兵新疆所需粮食，经左宗棠分途采运，分地积存，截至1876年5月，前线军粮有着落的总计已达2000多万公斤，清军作战前的口粮问题算是卓有余裕地解决了。

吐鲁番收复后，左宗棠又命在吐鲁番采存450万公斤粮。一面把后路所采存的500万公斤粮分别从乌鲁木齐和哈密递运到吐鲁番，再节节转到阿克苏为止。阿克苏以西地方，差不多完全就地解决给养了。

左宗棠存粮数量，以足供三个月口粮，再从宽预储三个月的用粮为标准。这大批粮食是怎样搬运的呢？西征军的军粮从凉州起运，经甘州、肃州、嘉峪关、玉门达安西，计700余公里，安西到古城1050余公里，哈密到乌鲁木齐500余公里，乌鲁木齐再到阿克苏又有1550余公里，而“关外转运，向本专用骆驼，不宜车驮，以地多戈壁，水草缺乏，非骡马所宜，亦非民车所便”。况且军粮之外，还有不少的军装和军火，西征军“远征荒徼万里，转输一钟而费十钟，每粮一石运至军前积价数十金，即军装军火等件，无不运价十倍于采价”。由此看来，运输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了。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调集的运输工具，主要包括：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

为供全军两年之需，战前储备的1000多万公斤粮食全要运到。既要保证军粮充实，又要减少运费。左宗棠在采粮区域、运输工具以及运粮线路方面都亲自谋划，细心研究，使效率提高到最大限度，消耗降低到最小限度。就拿运输工具为例，西北运粮主要靠车骡和骆驼。经过仔细调查，对照研究，他发现“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小，以所运路途计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如果驼行边外草地，“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因此，左宗棠主张，关内以车驮为主，关外以驼载为主，既是各用其所长，还可以省费省粮。车驮之中，多用驮驴，少用大车。确定南路以肃州为起点，所采之粮先用骡或牛车运至安西，再全部改用驼运到哈密。北路粮食全用驼运经内蒙古小草地到巴里坤。运粮一年，南路每百斤耗脚银（运费）15两，北路每百斤仅脚银8两。北路粮道的开辟，费半功倍，对西征军的供应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粮食运送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条：凉州一甘州一肃州一安西一哈密、巴里坤一带，后又另辟捷径，避开安西一哈密的沙漠地带和天山，从肃州一三道沟走蒙古小草地直送巴里坤、古城。

归化、包头一乌里雅苏台一科布多一巴里坤或古城线，后又辟用商旅便道不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而由包头、归化经内蒙古草地经达巴里坤、古城。

宁夏一定远营一察汗庙（再与归化的运输队汇合）一巴里坤。

沿途的自然条件是相当恶劣的。从凉州到古城有1770公里,除安西、教煌以外，多是戈壁荒原，天热多风，水草缺乏。过了七角井，还要翻越天山。肃州到古城一段，来回需时80天，一个骡车载重350公斤，不到30天，所运粮食已被人畜用尽。从哈密到巴里坤，虽只有165公里，但要翻越天山，就得在冰天雪地中行走，格外险阻。

至于归化、包头和宁夏的粮食运到巴里坤，行程2500公里，但沿途有一些水草，条件略好些。由商驼包运，实装实卸，没有多大损耗。骆行一天作一站，归化和巴里坤间驼行30多日，就作30多站。宁夏到巴里坤，更短六、七站。

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改革了运输方法：

将以南路运转为主，改为以北路运转为主，以节省运费。将关内车骡运送改为关外驼运，以减粮耗。

改长运为短运，采用沿途设站，节节短运的办法以缩短运输时间，左宗棠认为：“长运疲牲畜之力，又为日太久，稽核不能迅速，故改短运为宜”。

改革了官运、民运相结合的方针，而主要采用民运。这样，官方既减少了靡费，运输效率又显著提高。

左宗棠在谈到运输时说，此次清军由关内进发，“兵赛频年，人畜调耗，除设局归化、包头采买粮料，陆运2500余公里至巴里坤存储接运外，余皆由凉州、甘肃采粮，层递滥运”：“创从前未有之奇！”

据已知资料计算：后勤军需采运费用（军粮的采买津贴、运费，军需物资的运费及办理后勤机构人员的各项费用）开支庞大，占总支出的34.4%，即三分之一略强。其中，粮运经费显然又是主要部分。这就充分体现出，后勤供应（特别是粮运)是新疆及西北军事问题的关键。

左宗棠收复新疆能够迅速获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充分的物资准备和计划周密的筹拨调运，却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作为这一战役的主持者和指挥者，左宗棠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