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计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编纂队伍扩大到了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于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朱棣亲自作序并赐名《永乐大典》。全书于永乐六年(1408年)才抄写完毕。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
《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道教在元朝经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元朝的统治者几乎烧毁了所有关于道教的书。到了明代,流传于世的道家经典不足宋元时候的三分之一。而《永乐大典》则最大限度的记载了明朝以前所有的道家经典。清代学者辑录宋、元文人的诗歌文集和宋、元两朝的史料最为丰富。近现代以来,戏曲、地方志、科技书籍和医学著作开始被人们重视和辑录。大典中的佛教、道教资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修的大型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民国三年(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2014年4月15日,一套原大原色原样复制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运抵江苏扬州天宁寺万佛楼,18日开始对外展出。这套全书耗用手工宣纸6000刀、楠木函盒6144个、书架128个,它的复制从数码拍摄、数据修正、试制、正式生产到完工,前后历时十余年。
传统学术自身的延续及发展,也在迫切要求当时的目录著作承担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责任,以经学为主的中国学术,历经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直到清代汉学,期间渊源流变、兴衰利弊,都需要作出恰当评价。
《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撰写的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一共分30卷,有十七目,凡609条。《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作者自言其创作是“不系人之利害者”,出发点则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书名《梦溪笔谈》,则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该书包括祖本在内的宋刻本早已散佚。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1305年(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大德刻本是为善本,其流传清晰,版本有序,历经各朝代,数易藏主,至1965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香港购回。
《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影响。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排印这部名著,20世纪,法、德、英、美、意等国家都有学者、汉学家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
《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全书共三卷十八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
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状况。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
《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
《齐民要术》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全书10卷92篇,援引古籍近200种,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该***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概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书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书中援引古籍近200种,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现已失传的汉晋重要农书,后人只能从此书了解当时的农业运作。书前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收录1500年前中国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以及治荒的方法,把农副产品的加工(如酿造)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最后列举了很多的“非中国(指中国中部中原)物”,就是北方不出产的蔬菜和瓜果。
《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
《齐民要术》中详尽探讨了抗旱保墒的问题。另外,他还论证了如何恢复、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主要是轮换作物品种,并出现了绿色植物的栽培及轮作套种的方式,明确提出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则应该是因时、因地、因作物品种而异,不能整齐划一。
《齐民要术》提出了选育良种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贾思勰认为种子的优劣对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谷类为例,书中共搜集谷类80多个品种,并按照成熟期、植株高度、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特性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说明了如何保持种子纯正、不相混杂,种子播种前应做哪些工作,以期播种下去的种子能够发育完好,长出的幼芽茁壮健康。
书中叙述了养牛、养马、养鸡、养鹅等等的方法,共有6篇。书中还指出如何使用畜力,如何饲养家畜等,还提出如何搭配雌雄才恰到好处。书中又记载了兽医处方48例,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病等,提出了及早发现、及早预防、发现后迅速隔离、讲究卫生并配合积极治疗的防病治病措施。
书中阐述了酒、醋、酱、糖稀等的制作过程,以及食品保存等。从所记载的工艺过程看,当时的人对微生物在生物酿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有所认识,并掌握了很多实际经验和制作技巧。书中记载的蔬菜贮藏技术在中国北方仍被使用:9、10月间,于地上挖坑,深约一米或更多(视贮藏量而定),然后把新鲜的蔬菜一层层摆在坑中,再摆一层放一层土,最上面留下一尺多全部用土盖好。这样,冬天取出来的蔬菜不失水分,和夏秋时的一样新鲜。
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植物生长发育和有关农业技术的观察资料。譬如:种椒第四十三中讲述了椒的移栽,说椒不耐寒,属于温暖季节作物,冬天时要把它包起来;又如种梨第三十七中说梨的嫁接用根蒂小枝,树形可喜,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技,三年既结子而树丑。书中还有许多类似记载材料,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栽树第三十二中所述果树开花期于园中堆置乱草、生粪、温烟防霜的经验。书中认为下雨晴后,若北风凄冷,则那天晚上一定有霜,根据这一方法,人们可以预防作物被冻坏,从而避免损失。另外还可采用放火产生烟,从而可以防霜。
《齐民要术》中很重视对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描述了多种经营的可行性,使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书中种白杨一节,预算了可得收入:1亩3垄,1垄720穴,1穴屈折插1杨枝,两头出土,1亩可得4320株,3年可为蚕架的横档木,5年可做屋椽,10年能充栋梁,以售卖蚕架横档木计算,1根5钱,1亩岁收21600文,1年若种10亩,3年一轮,那么收入将相当可观。
《农政全书》是明代徐光启创作的农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内容宏富,计有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全书既大量考证收录前代有关农业的文献,又有徐氏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译述,堪称为当时祖国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
《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大型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
《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所以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开垦、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其他的大型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其他大型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但是却不足2000字,比不上《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农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富国必以本业”,所以他把《农事》三卷放在全书之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立国之本;《诸家杂论》则引诸子百家言证明古来以农为重;此外兼收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其意皆在“重农”。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农业大国既往之历史,而且未必无补于今时。当前,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出发,徐光启的“农本”思想仍有合理素可取用于现时。
《农政全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农书,犹如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矿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所以,岳麓书社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决定刊行以简体字排版的新校注本《农政全书》。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又便于收藏的古典名著新版本,为弘扬优秀的优统文化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的事。
《九章算术》其作者已不可考,由古代张苍、耿寿昌所撰写,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部,成于公元一世纪左右。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九章算术》内容十分丰富,全书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
《九章算术》内容十分丰富,全书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同时,《九章算术》在数学上还有其独到的成就,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也首先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方程》章还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当时世界上最简练有效的应用数学,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初中段。
《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框架,以计算为中心的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为目的的风格。其影响之深,以致以后中国数学着作大体采取两种形式:或为之作注,或仿其体例着书;甚至西算传入中国之后,人们着书立说时还常常把包括西算在内的数学知识纳入九章的框架。然而,《九章算术》亦有其不容忽视的缺点:没有任何数学概念的定义,也没有给出任何推导和证明。魏景元四年(263年),刘徽给《九章算术》作注,才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
刘徽是中国数学家之一。他的生平知之甚少。据考证,他是山东邹平人。刘徽定义了若干数学概念,全面论证了《九章算术》的公式解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命题,他在数学理论方面成绩斐然。
刘徽对数学概念的定义抽象而严谨。他揭示了概念的本质,基本符合现代逻辑学和数学对概念定义的要求。而且他使用概念时亦保持了其同一性。如他提出凡数相与者谓之率,把率定义为数量的相互关系。又如他把正负数定义为今两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负以名之,摆脱了正为余,负为欠的原始观念,从本质上揭示了正负数得失相反的相对关系。
《九章算术》的算法尽管抽象,但相互关系不明显,显得零乱。刘徽大大发展深化了中算中久已使用的率概念和齐同原理,把它们看作运算的纲纪。许多问题,只要找出其中的各种率关系,通过乘以散之,约以聚之,齐同以通之,都可以归结为今有术求解。
一平面(或立体)图形经过平移或旋转,其面积(或体积)不变。把一个平面(或立体)图形分解成若干部分,各部分面积(或体积)之和与原图形面积(或体积)相等。基于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出入相补原理,是中国古代数学进行几何推演和证明时最常用的原理。刘徽发展了出入相补原理,成功地证明了许多面积、体积以及可以化为面积、体积问题的勾股、开方的公式和算法的正确性。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卷1“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
《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
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
《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晚期,此前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医药,甚至社会科学、哲学、思维科学、语言学、文字学的成就皆在该书中有较为全面的体现。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最完善的一部医学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被历代医家视为“圭臬”,奉为“经典”。本书由数十位中医专家,穷十余年之力,对奠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逐字逐句详注精译。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最完善的一部医学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被历代医家视为“圭臬”,奉为“经典”。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养生、防治,以及临床各科的内容,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医理论发展及中医学科分化的母体。是学习中医学的必读之书。
本书首先对《内经》的医学与传统文化地位、成书年代及作者、名义和流传沿革,以及学术体系结构内涵和学术特征、历代研究略况等进行了简要叙述,从而使读者对《内经》一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状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继而采用以注为主、校注结合的方式,将《内经》162篇原文,逐篇进行了精要的注释,并用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方式,逐句做出了通俗直白的翻译。从而将这部年代久远,文辞古奥的古典医籍的要言大意,运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呈现给读者。
本书是《黄帝内经》的通俗性读本,可供各类中医、中西医结合从业人员,以及中医爱好者学习和研究之用。
《千金要方》又称《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孙思邈,共30卷,是综合性临床医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唐朝孙思邈所著,约成书于永徽三年(652年)。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医学成就,书中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是中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五脏六腑为纲,寒热虚实为目",并开创了脏腑分类方剂的先河;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因此,《千金要方》素为后世医学家所重视。《千金要方》还流传至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了行为方式不仅是疾病的起因,也是疾病复发的原因:“不减滋味,不戒嗜欲,不节喜怒,病已而可复作。”
孙氏记载消渴能够治愈,而复发的第一原因是“不减滋味”。这就是调味品、下饭菜不要掩盖了五谷的气味。这样的养生主张可见于更早的文献:“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孙氏的主张又与《黄帝内经·奇病论》相统一:“此肥美之所发也。”
对食物结构变化的调查越来越受到重视。谷物对胰岛细胞功能的保护作用已经被各种研究证实,尤其是谷物保护曲线的发现使很多人相信孙氏记载的糖尿病康复是真实的。
天津医科大学王英博士关注聂文涛的谷物保护曲线的发现和双高综合症等认识,提出《糖尿病行为医学技术指南》,在发表时被合作者推为第一作者。王英博士因此被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授予“改革开放30年中医药发展贡献奖”。王英博士明确指出孙思邈关于消渴症康复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甘石星经》是一部天文学专著,楚国(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取名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仅次于前1800年的巴比伦星表。《甘石星经》中甘德已发现木星的3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尔的同一发现早近2000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甘石星经》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仅次于前1800年的巴比伦星表。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战国时期齐人(一说楚人或鲁人)甘德、魏人石申(一名石申夫)各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据我国科学家席泽宗研究证明:甘德已发现木星的3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尔的同一发现早近2000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中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它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伊巴谷的星表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已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天文学专著和关于天文的观测记录用以皇帝星占之用。其中楚国(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取名为《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原著已散佚,现只能在同期之相关史籍中零碎抄录,如《开元占经》中。
《汉书·律历志》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到《隋书·经籍志》记载只有各一卷,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今只能从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片断。后代所传的已不是原文,历代屡有纂改增删,现存有民间流传的抄本。原书词意较浅,也很简略,只有五、六百字。现传本是唐代人摭拾破残旧本,缀补而成。
《甘石星经》记录了我国最早的恒星变化位置图表,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中官与外官,甘氏部分系统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
《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也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的数据。此书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五行星的观测纪录。
《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活。公元前212年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郦山陵墓,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汉惠帝元年(前194年)重修长乐宫,将城垣提高三丈,“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三辅黄图》)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星象图,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妄言兴衰,宋代禁止流传,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
《周髀算经》原名《周髀》,算经的十书之一,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唐初规定它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材之一,故改名《周髀算经》。《周髀算经》的采用最简便可行的方法确定天文历法,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囊括四季更替,气候变化,包涵南北有极,昼夜相推的道理,给后来者生活作息提供有力的保障,自此以后历代数学家无不以《周髀算经》为参考,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
假设我们把《周髀算经》的本文限定为商高与周公的问答,似乎其成书年代也就不难断定了。可是,乾嘉以后,考据之学兴起,疑古之风日盛,到了现代,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推断:不仅商高是后人假托的,甚至陈子也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于是,仅仅把商高问答看作《周髀算经》本文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许多学者都将陈子问答以后的文字作为《周髀算经》全文的一个部分,不再加以区分。此一来,人们开始根据《周髀算经》中的内容推断它的成书年代。
通常的方法可以分成两类:天文学史专家,喜欢利用现代天文学手段,根据《周髀算经》中记录的一些特殊的天文现象或数据,推算其应该出现的年代,并以此来确定其成书时代。例如,日本学者能田忠亮便以《周髀算经》中的北极星(北极璇玑)到北天极的距离.归算出其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到7世纪之间。
另一种方法则是根据《周髀算经》涉及的一些内容,与相对而言年代比较明确的其他历史典籍的比较,推断其成书年代。钱宝琮(1892年-1974年)在《周髀算经考》中对《周髀算经》的年代做出如下的考证:第一,《周髀算经》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为商高问答,后为陈子模型;第二,由于怀疑商高是后人的伪托,因此,认为陈子以下的文字才是《周髀算经》的主体,通过与《淮南子·天文训》的比较,从六个方面论述了陈子以下的文字成书在
公元前100年左右;第三,“周髀”的意思以陈子之说为准,同时也提到其他一些解释;第四,比较24气名目及次序与《三统历》之异同,提到赵爽注称原节气长度15日与《淮南子》的粗略记法类似;第五,分数算法的繁复与《九章算术》类似。他的结论是,《周髀算经》成书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还有一种倾向也值得人们的注意,那就是以《周髀算经》全书中所有内容的下限来判定它的成书年代,古克礼(C.Cullen)大约可以算是这个方面的一个代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确凿无疑。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资治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武辗转到吴国时,适逢公子光***。吴光即位后,伍子胥听说其才能,向吴王推荐。孙武带着这13篇晋见吴王,获得重用。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于见吴王前;见吴王后又着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注家杜牧认为,曹操将八十二篇孙子兵法删节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认为十三篇出自孙子本人,不是曹操删节的结果,是由孙武草创,后经其弟子整理成书。
《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术数著作,也是奇门、六壬、太乙三大秘宝中的第一大秘术,为三式之首,最有理法。《奇门遁甲》其本质是一门高等的天文物理学,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情况。《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很多代人共同研究的结果,它包含有天文学、历法学、战争学、谋略学、哲学等。现在《奇门遁甲》又通常被人简称“奇门”、“奇门遁”、“遁甲”。
《奇门遁甲》最初创立时,共有四千三百二十局,风后改良为一千零八十局,到周朝时姜尚因为行军布阵的需要压缩为七十二局,汉代的张良得黄石公传授后,再次改革,成为现在使用的阴遁九局、阳遁九局,共十八局。由此可见《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很多代人共同研究的结果,它包含有天文学、历法学、战争学、谋略学、哲学等。现在《奇门遁甲》又通常被人简称“奇门”、“奇门遁”、“遁甲”。民间流传的俗语有“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
奇门遁甲的基本格局反映了社会的人事、生活、社会制度,及天文、地理、物候等,其典型代表人物,在古代,有传说的黄帝、姜太公、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古代奇门遁甲应用于战争。
奇门遁甲,原来是中国古老的一门术数。它往往被认为是做占卜之用,有一说法是说《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人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经过长期观察、反复验证,总结出来的一门传统珍贵文化遗产;还有一说《奇门遁甲》是修真的功法。由於元朝后外族入侵,导致资料大量损毁遗失,出现了众多流派。按照功能划分,奇门遁甲有理数奇门和法术奇门两种。
奇门遁甲的基本格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事、生活、社会制度,及天文、地理、物候等方方面面。
奇门遁甲源于感性思维,发展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形象、比类取象的联想力,以及观物取象的直观思维,类聚群分的逻辑思维,极数通变的象数思维等方法。奇门遁甲一术,或曰黄帝伐蚩尤时命风后所作。其法用洛书与后天八卦,按节气时日干支而起奇门以择日也。
奇门遁甲的发展历史凝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精英和优秀劳动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它在周秦时期称为“阴符”,汉魏时期易名“六甲”,隋唐及宋元时期改称为“遁甲”,明清以后方始统称为“奇门遁甲”。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徐霞客游记》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
《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
《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徐霞客的出游大至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
《徐霞客游记》全书六十余万字,其中记述游历广西的《粤西游日记》却占了篇幅的约三分之一,可见广西在这一书中的重要地位。
《徐霞客游记》的史料价值,涵盖层面甚广。徐霞客对于山水地理方面的贡献,除了对山形地貌的观察外,对于水文分布、江源探寻以及山水与气候关系的体验,也有翔实的记录。徐霞客对于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也很深入,他游历各地看到整体政治风气的败坏、藩镇的巧取豪夺、土司制度的紊乱、人民生活的困顿以及边关军事防卫的松弛,都显示出晚明政治的腐败现象。他的游记登录许多书院、古迹、碑碣、辞匾以及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等等,对于文化古迹方面的记录保存,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徐霞客对于各地的宗教信仰、道观寺庙也多有记载,为儒、释、道各种宗教在各地的传布情形,留下了历史的轨迹。由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这部游记能在历史上留名,被认为是晚明时期一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著作,确实有其道理。
《氾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农学著作,一般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与《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氾胜之书》将中国古代黄河流域普通劳动人民的农业活动经验进行总结,详细记录耕种、劳作、栽培等多项技术,体现出劳动人民的聪慧,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
《汉书·艺文志》著录作“《氾胜之》十八篇”,《氾胜之书》是后世的通称。作者氾胜之,汉成帝时人,曾为议郎,在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教民耕种,获得丰收。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
就现存文字来看﹐以对个别作物的栽培技术的记载较为详细。这些作物有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该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书中提到的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氾书早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所徵引。清人辑佚本以洪颐所辑为优。今人石声汉撰有《氾胜之书今释》﹑万国鼎撰有《氾胜之书辑释》。
《氾胜之书》的作者氾胜之,正史中没有他的传,古籍中有关他的事迹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他是西汉末年人,《汉书·艺文志》注说他在汉成帝时当过议郎。祖籍在山东氾水一带。《广韵》云卷二凡第二十九载,氾姓“出敦煌、济北二望。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于氾水,因改焉。汉有氾胜之,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氾水是济水的支流,在山东曹县北四十里,与定陶县交界。
氾胜之虽是山东人,但在历史上留下印迹的主要活动却是在西汉京师地区指导农业生产。《汉书·艺文志》注曰:“刘向《别录》云,使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晋书·食货志》谓:“昔者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他在这些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资料,是撰写农书的基础;而他也是主要靠《氾胜之书》而闻名后世的。
从现存有关《氾胜之书》的资料看,氾胜之具有突出的重农思想。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又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把粮食布帛看作国计民生的命脉所系,是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共识;氾胜之的特点是把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他曾经表彰一名佚名的卫尉:“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忠国爱民之至。”在这里,他把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到“忠国爱民”的高度。可以说,《氾胜之书》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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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7个月前